内容提要: 《法国民法典》中存在一个特殊的合同—和解（transaction）合同，即“当事人通过相互让步解决或预防争议的有名合同”。鉴于其标的的特殊性—争议或纠纷，法律赋予和解合同终极的既判力。和解合同呈现出合同起源和裁判效力的混合性质。一方面，它在救济途径上不同于生效裁判，采取合同无效救济途径，并非诉讼上的再审程序；另一方面，它在合同无效事由的追究上，体现出与一般合同的特殊性。和解合同随着ADR的推广从民法典领域进入纠纷解决领域：当事人一方可以向法院提出申请，要求法官直接赋予和解合同执行效力。此程序正好与我国新确立的诉外调解协议的司法确认程序相似；因此，通过与法国和解合同的比较法研究，可以寻求完善我国诉外调解协议的司法确认程序之借鉴经验。

　　《法国民法典》第2044条至第2058条规定了一个特殊的有名合同—和解（transaction）合同。[1]它的特殊源于其标的—已产生的争议（contestation）或潜在的、可能产生的争议。根据《法国民法典》第2044条，和解合同是指“当事人用以解决已发生的争议或预防争议发生而缔结的合同”。和解合同的历史非常悠久，可以追溯到古罗马时代的《查士丁尼法典》和《学说汇纂》。14世纪的著名评论法学家巴尔托勒（Bartole）宣称：“和解是所有合同中最有用的种类之一。”1804年《法国民法典》的编纂者之一佩阿马卢（Préameneu）声称“和解将是解决争议的最巧妙手段”。从其属性和标的的性质来看，和解合同处于“程序法和实体法交叉的十字路口”。[2]由于和解合同纳入民法典的规定中，法国诉讼法学界长期以来忽略了对它的研究；这种现象直到法国ADR的发展才得到改变。和解合同作为友好解决争议的一种和平手段，正式纳入法国ADR的重点研究对象之一。“和解合同已经从民法中的‘小合同’演变为涉足广泛领域的一种争议解决的和平手段。”[3]为鼓励和解合同的适用，1998年第1163号法律规定：“当和解交易失败后进入诉讼程序，对在和解交易中提供法律援助的律师应当支付报酬。”法律援助的范围推广到和解合同的签订中。随着法国私法学家的论述深入和判例的逐渐补充，和解合同的内容有了新的扩充。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增设了“相互让步”（concessions réciproques）作为和解合同的生效条件。因此，和解合同应是“当事人通过相互让步解决或预防争议的有名合同”。

　　2002年，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1条规定：“经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达成的、有民事权利义务内容，并由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的调解协议，具有民事合同性质。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调解协议。”此条已落实到2010年颁布的《人民调解法》第31条规定：“经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达成的调解协议，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 2009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建立健全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的矛盾争议解决机制的若干意见》将合同性质的界定推广到行政机关、人民调解组织、商事调解组织、行业调解组织或者其他具有调解职能的组织对民事争议调解后达成的具有民事权利义务内容的协议。可以说，此处的“具有民事权利义务内容”与法国和解合同中的“相互让步”有着异曲同工之处。同时，我国的法律最近也确立了对此类调解协议的司法确认程序，特别是最高人民法院2011年发布的《关于人民调解协议司法确认程序的若干规定》对于该程序作了比较详细的规定。然而，我国确立的司法确认程序中存在许多未决问题，如司法确认程序的法律性质、受理范围、案件管辖、申请方式、条件和期限、审查范围、审理规程、调解协议内容的调整、司法文书形式、撤回申请与程序转换、确认错误的救济。[4]

　　鉴于和解合同标的的特殊性，法国法律和判例对于该合同的生效条件、法律效力、无效事由、与法官的关系上有着特殊的规定。这些特殊规定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小心保护当事人合意的真正落实。我国法律将诉外调解协议的性质定义为民事合同可谓一大进步；然而，关于这种特殊合同的具体实施，学者们的探讨则比较少。我们试图通过对《法国民法典》中和解合同适用的研究寻求可以借鉴的经验。

　　一、和解合同的生效条件

　　根据1995年2月6日关于发展和解合同以求友好解决争议的通告，和解合同生效的条件包括：当事人应当具备和解的能力；和解的标的应当是合法的；和解的目的在于预防或解决实在的争议；当事人之间同意作出相互的让步。虽然《法国民法典》第2044条第2款规定“和解合同应当以书面形式签订”；但是，根据法国的有关判例和学术界的论述，书面形式不是和解合同生效的条件，而只是一种有利的证明方式。[5]

　　（一）当事人应当具备和解的能力

　　《法国民法典》第2045条规定：“为进行和解，必须具备处理其涉及标的的能力。”和解是一种涉及对权利的处理行为，所以它要求当事人必须具备相应的行为能力。如此，已解除监护的未成年人自然享有和解的能力。对于受监护的未成年人或受监护的成年人，他们的和解行为需要得到监护法官（juge des tutelles）的同意；监护人可以在获得家庭委员会（conseil de famille）或监护法官的同意下代表未成年人进行和解。对于财产受管理的成年人，他可以在财产管理者或监护法官的同意下进行和解。受司法监管的成年人可以进行和解，但是其签订的和解合同可以因损失的原因而撤销。当然，当事人也可以把和解权授予其他人行使。例如，在司法破产管理程序中，债务人可以单独或在法官委任的管理者的帮助下进行和解；在司法破产清算程序中，得到法官授权的清算人，在传唤债务人后，可以与债权人就相关的争议进行和解。于是，在审查和解合同时，合同签订人是否具备和解权是关键。

　　（二）和解的标的应当是合法的

　　与其他合同一样，和解合同的标的必须为可交易的事物，并且必须遵守公序良俗的有关规定。法国判例规定，和解合同通常只能处理已产生的权利（droits acquis），而不包括未来的权利（droits futures ）。例如，当事人只能就已确定的抚养费数额，而不能就将来抚养义务产生的数额进行和解。[6]和解合同确定的抚养费数额可以根据事后相关因素的变化增加或减少；相反，有关禁止增加或减少抚养费的规定则是违背公共秩序，将导致和解合同的无效。交通事故的受害人与保险人或肇事者可以就将来发生的后果（即使是不可预知的）进行和解；但是，任何一方可以在和解合同签订后15日内自由选择撤销该合同；而且，受害人在10年内保留一项权利，可以要求加害人对伤害的恶化要求补充赔偿。这些判例所表明的中心意图就是避免当事人在“不明白”的情形下作出权利的妥协和让步。纠纷解决时，当事人对于未来的权利暂时没有清晰的概念，他们可能出于某种不得已的考虑，或者对自己权利所面临的形势并不清晰的情况下就作出选择；如此，这样的选择本身是不明智的，违背了意思自治原则。

　　和解合同的范围自身就是一个公共秩序性质的问题。在商事领域中，和解合同的范围比较宽广，几乎不受限制，除非有特别规定。然而，在民事领域中，和解合同的范围受到的限制比较多。[7]例如，禁止就涉及身份权的事项（亲子关系、离婚或同居关系的解除、国籍）进行和解，但是因身份权产生的金钱方面的利益除外。下列情形下涉及家庭财产处理的和解合同无效：侵犯继承保留份额的；在法律禁止的范围之内试图替代委托遗赠的受益人的；掩盖因无能力接受捐赠的绝对无效事由；试图使因形式欠缺而归之无效的赠与生效的；涉及法律禁止的关于未来遗产分割的协议。在债权和物权方面，和解合同在下列情形下处于无效：以赌博债务为标的的；标的在于约定公务员职位转让的价格的；提前放弃追究他人责任的诉权的；要求受害人的损害赔偿必须在和解签订之日评估的，等等。在社会法（droit social）领域中（包括劳动法、租约法、保险法、消费法），鉴于当事人力量的不平等，判例对于和解合同的适用给予更多的关注，目的在于保护弱势群体的利益。以劳动法为例，劳动者一方只能就他被解雇后的后果进行和解；因此，劳资双方的和解合同只能在劳动合同终止之后或者劳动者收到解雇信之后签订，之前签订的和解合同将因违反公共秩序导致绝对无效。和解合同的适用范围由于法官对公共秩序原则的解释过于宽泛而显得有些狭窄；因此，其适用范围中的公共秩序原则到底应如何界定，也是那些致力于推广和解的学者们讨论的一个重点。

　　（三）和解的目的在于预防或解决实在的争议

　　与古罗马法不同，《法国民法典》中的和解合同，不仅用于解决争议，而且被当事人用以消除他们法律关系中的不确定因素（即使还没有出现任何实质性的争议）。这种扩张后的争议范围广泛被罗马一日耳曼法系国家采用。那么，如何判断当事人签订的和解合同是以争议的存在而展开的？这个问题在司法程序中的和解容易得到解决。在司法程序启动之后，当事人之间的争议已经现实地呈现出来，和解的标的自然容易判断。司法程序外进行的和解需根据法律事实和法律行为区别对待。关于法律事实，如被害人和肇事人或保险人之间就伤害事实所产生的分歧即“争议”。关于法律行为，需要考虑和解合同介入的时间。例如，在买卖合同的谈判过程中，双方就合同标的的有关事项（如价格）存在分歧，这种分歧不能定为“争议”；因为这时合同未签订，没有产生任何权利，也不能产生任何诉讼（先合同义务除外）。如果双方最后就此达成协议，此协议并非和解合同，而是买卖合同。如果在合同的执行过程中，双方的矛盾意见就有可能产生一个真正的争议，成为和解合同的标的。

　　（四）当事人之间同意作出相互的让步

　　关于此项条件，《法国民法典》没有规定。当时的民法典制定者之一普提也（Potier）采纳了杜马（Domat）的观点：“我们可以进行和解，不需要给予什么，也不需要承诺什么”。[8]由此，当事人在和解中不需要进行任何让步，而只是接受也可以。然而，“和解的基础，不是探索理想的正义，而是利益会合的安排。”[9]实践中关于和解的法律都要求：“如果没有任何给予、抑制、承诺，和解不可能发生。”所以，第四项条件可以说是民法典立法者的一个疏漏。于是，随后的判例和学术讨论将该项条件补充到和解合同中。

　　然而，如何定义“相互让步”？法国判例一直未给予明确的界定，而是留给法官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进行评断。最高法院通常只是进行形式上的审查，不会具体衡量个案中当事人相互作出让步的客观相等性；但是“微不足道”的让步（concession dérisoire）将视为“相互让步”的缺失，成为撤销和解合同的条件。[10]1995年2月6日关于和解合同的通告中明确说明：“当事人之间相互作出的让步无须在规模上对等化，但是它们必须具有最起码的可靠性。只有一方单方面做出的对所有事项的让步，将视为相互让步的缺失。然而，最高法院并不对相互让步的事实进行详细的审查。当没有明显的不平等揭示互相让步的缺失时，和解合同的效力将不会被质疑。不过，行政法官的地位比较严格，因为行政机构从来都不被允许赔偿他不应给付的数额。”在社会法方面，判例特别关注有利于劳动者一方的平衡。所以，它侧重于评估雇主一方的让步的实质性。也就是说，偏向于作出对劳动者的有利解释。

　　法国法院对和解合同中“相互让步”的界定体现了他们面对和解合同适用的一种犹豫：一方面，他们清楚知道法官对和解合同不宜干预太多，因为和解合同毕竟是当事人合意的结果，如果干预过多，则是以法官恣意取代当事人合意；另一方面，他们也明白现实中当事人的力量不平等是会导致不公平协议的产生，在合同领域就是如此，绝对的契约自由是不可靠的，法官的介入也是必需的。如此，法官的介入到底应持什么样的尺度？法国最高法院试图给予它的法官们一个指导原则，即注意相互让步是否存在非常明显的不平等现象，即一方作出了重要的让步，而另一方仅仅存在“微不足道”的让步。一般人的做法是希望自己在作出让步时，对方能作出对等的让步；即使不是完全对等的，最起码两者的对价相比较不能悬殊太大；一旦悬殊过大时，任何人都可以合理怀疑这种让步是非真实的、并非当事人自由意思的表示，应当是受到某种因素的干扰而作出的不得已行为。所以，法国最高法院允许法官在当事人的申请下对此类情形实施干预，否认该合同定义为和解合同的性质。

　　　二、和解合同的法律效力

　　“相互让步”不是和解合同的成立条件，而只是一个资格条件。因此“相互让步”的欠缺只不过是使合同丧失成为和解合同的特征，但仍保留其作为一般合同的特征。这时就涉及和解合同与一般合同的一个重要区别，即两者的法律效力不同。当事人为什么要就争议作出相互的让步成立和解合同；此举就是在于追求法律规定的和解合同的特殊效力。从合同效力的引申来看，和解合同具有合同的强制效力。当事人应当遵守他们之间签订的和解合同；否则，他们将承担合同约定的相关义务。然而，标的的特殊性决定其效力不同于一般合同。根据《法国民法典》第2052条规定，和解合同在当事人之间产生终极的既判力（1’autorité de la chose jugee en dernier ressort）。根据既判力的理论，对于和解合同处理的争议标的，法官将没有权力再予以处理。法官权力受限制的前提是：同一标的、同一原因、同一当事人。和解结束纠纷时便排除当事人就和解标的的起诉权。如果一方当事人通过司法途径反对和解的既判力，她将面对依据既判力抗辩的同样条件和特征提出的和解抗辩（exception de transaction）。和解抗辩在任何情形下可导致诉讼的不予受理（fin de non-recevoir）。

　　有学者如此解释《法国民法典》为什么对和解合同使用“既判力”的字眼：民法典第2052条对于和解合同效力的规定，不是来自纠纷事实的真实，而是来自当事人约定不求助于诉讼的合同义务所产生的强制力；该条意味着当事人之间可以最终确定他们各自权利的状况，这种“确定”相当于裁判的效力，所以立法者采取“既判力”的说法。[11]和解合同的效力本质源于合同效力，即双方当事人接受合同义务产生的约束力，并非如判决中“法律事实”产生的效力；如此，和解合同的既判力显然与判决的既判力从根源上是不同的。于是，其他法国学者对于民法典采取的和解合同“既判力”说法提出各种质疑，认为此说法不准确，容易在司法裁判依附的真实推定和既判力抗辩产生的遵守技术方面导致混乱。[12]他们提出：首先，“终极”（dernier ressort）一词的使用不恰当，因为从字面上看，意味着和解只能依据向最高法院申请再审程序（pourvoi en cassation）提起，而事实上是和解只能依据针对合同无效的有关法律途径启动。其次，此处的“既判力”也不等同于司法判决的既判力的传统概念，只包含后者的部分解释。根据相关判例，和解的既判力不能由法官依职权主动提出，只能由一方当事人在第一审程序或上诉程序中提出；也不能在最高法院启动的再审程序中提出。而且，“当事人之间的和解协议不能阻碍欧盟成员国对当事人就该纠纷作出的判决的效力”。[13]根据欧盟法的规定，和解合同在欧盟成员国法院的承认中只具有等同于认证文书的效力。有鉴于此，有学者提出将第2052条中的“终极的既判力”改为“协商事项的效力”或“合同的协商效力”（l’ autorite de lachose convenue ou contractee），以从字面上直接区别于法院裁判的既判力效力。[14]和解合同的取得介于合同法和程序法之间的特殊效力；基于此效力，和解合同呈现出一种混合性质—“起源上的合同性质，效力上的裁判性质”。[15]

　　三、和解合同的无效事由

　　和解并非司法裁判行为，只是具有某些裁判行为的属性。和解的特殊效力未改变其合同本质；因此，在和解合同的救济途径上，不是采用适用生效裁判的申请再审救济途径，而是和其他合同一样，采用合同无效救济途径。考虑到和解合同的标的特殊性，导致其合同无效的原因—意思表示的瑕疵，与一般合同无效的理由有所区别：承认因欺诈（dol）或胁迫（violence）引起的瑕疵，排除就损失（lesion）请求的撤销，改革因错误（erreur）引起的瑕疵。

　　首先，《法国民法典》第2052条规定：法律上的错误（erreur de droit）和损失不能导致和解合同的无效。和解是一种特殊的行为，即当事人自己替代法官，避开严格适用法律，自己确定调整法律形势的规则。他们只有在很清楚自己将要放弃什么的情形下才能被认定为有能力这么做。另外，他们有足够的手段去获取法律的信息。因此，如果当事人自己事先仔细了解法律，法律上的错误便是不可能的；如果当事人没有仔细查询法律，产生的法律上错误则是不可原谅的。而且，排除法律上的错误契合和解合同的风险特征。根据其标的，和解是一种风险（aleatoire）合同或对等（commutatif ）合同。在和解中，当事人主动放弃普通的权利主张和对纠纷的裁判认知；如果允许他们以对客观法律的无知要求撤销法律的适用，这是很荒谬的、不符合逻辑的。[16]至于损失的排除，则是因为在和解中当事人的意愿确定之前一切都是不确定的，权利也是不确定的，所以我们不能确定在什么样情形下当事人减少自己的权利主张或弃权是合适的。

　　其次，《法国民法典》第2053条规定：欺诈、胁迫、事实的错误（erreur defait ）导致和解合同的无效。法国判例对此的解释比较宽松，以便有利于受害一方举证，避免不公平协议的产生。例如，由于实践中肉体上的胁迫很少见，通常为精神上的胁迫，判例将威胁采取法律途径的行为或利用事故受害人或职工的困难处境的乘人之危行为解释为胁迫行为。威胁提起刑事起诉或民事诉讼，通常属于一种合法的胁迫（violence légitime ）；一方以提起司法救济途径威胁对方进行和解，判例通常是承认这种威胁行为的合法性，不会因此宣称合同无效。然而，如果当这种威胁手段带来的结果远远超过该方当事人本应获得的利益，这种“过度的优势”（avantages excessifs）将使胁迫的合法性丢失，从而成为宣告合同无效的法定事由。此外，经济上的强制（contrainte économique）也构成胁迫。德巴日（Deparis）先生是一位汽车修理工，他的工作车间遭受一场意外的大火。他和保险公司达成和解合同，保险公司支付667,382法郎的赔偿金额，分两次支付。之后，他向大审法院起诉，要求保险公司给予高于1,000,000法郎的赔偿金额。他声称自己因为当时的财政形势非常困难，迫于此答应和保险公司签订了和解合同。上诉法院认定经济上的强制属于“损失”，不能成为合同无效的事由。然而，最高法院将经济上的强制认定为“胁迫”，可以成为和解合同无效的事由。“和解可以因胁迫而撤销，经济上的强制属于胁迫，而非损失。”[17]

　　事实的错误包括当事人认定的错误，争议标的的错误，和解标的权利性质的认定错误。对和解标的权利的范围或重要性的错误认识，即合同当事人对损失的程度或数额评估错误，不属于事实的错误，不能以此要求撤销和解合同。实践中，一个错误是定为法律错误还是事实错误，没有彻底明晰的界限。法国法院则利用这种模糊，根据不同情形具体诠释，控制对和解合同的审查。例如，关于外国法律内容认识的错误属于法律上的错误，不能构成撤销和解的理由；尽管外国法的内容通常被认为是事实问题。关于国籍的错误也为法律的错误，不能导致和解的撤销；尽管这个错误对继承方面的主观权利（droits subjectifs）的范围构成影响。然而，对于保险人和被投保人、职工和雇主之间的关系，判例倾向于扩大事实错误认定的范围，以保护弱者一方的利益。因此，立法者即便将和解合同无效的事由限制在欺诈、胁迫、事实的错误这几个方面，法官却可以通过对这些事由采取或宽或紧的解释，控制法官介入和解合同的范围；实践中的法官多半采取一种宽泛的解释，如此看出法官对和解这种纠纷解决方式适用的犹豫，他们总是担心当事人由于力量的不平等而产生违背自己意愿的行为产生。这也是调解等诉外协商解决方式在法国推广难以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第　117　号

　　《强制性产品认证管理规定》已经2009年5月26日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局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09年9月1日起施行。
　　　　　　　　　　　　　　　　　　　　　　　　 　局　长　 王　勇
　　　　　　　　　　　　　　　　　　　　　　　　　　 　二〇〇九年七月三日



强制性产品认证管理规定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强制性产品认证工作，提高认证有效性，维护国家、社会和公共利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认证认可条例》（以下简称认证认可条例）等法律、行政法规以及国家有关规定，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为保护国家安全、防止欺诈行为、保护人体健康或者安全、保护动植物生命或者健康、保护环境，国家规定的相关产品必须经过认证（以下简称强制性产品认证），并标注认证标志后，方可出厂、销售、进口或者在其他经营活动中使用。
　　第三条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以下简称国家质检总局）主管全国强制性产品认证工作。
　　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国家认监委）负责全国强制性产品认证工作的组织实施、监督管理和综合协调。
　　地方各级质量技术监督部门和各地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以下简称地方质检两局）按照各自职责，依法负责所辖区域内强制性产品认证活动的监督管理和执法查处工作。
　　第四条　国家对实施强制性产品认证的产品，统一产品目录（以下简称目录），统一技术规范的强制性要求、标准和合格评定程序，统一认证标志，统一收费标准。
　　国家质检总局、国家认监委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制定和调整目录，目录由国家质检总局、国家认监委联合发布，并会同有关方面共同实施。
　　第五条　国家鼓励开展平等互利的强制性产品认证国际互认活动，互认活动应当在国家质检总局、国家认监委或者其授权的有关部门对外签署的国际互认协议框架内进行。
　　第六条　从事强制性产品认证活动的机构及其人员，对其从业活动中所知悉的商业秘密及生产技术、工艺等技术秘密和信息负有保密义务。

第二章　认证实施

　　第七条　强制性产品认证基本规范由国家质检总局、国家认监委制定、发布，强制性产品认证规则（以下简称认证规则）由国家认监委制定、发布。
　　第八条　强制性产品认证应当适用以下单一认证模式或者多项认证模式的组合，具体模式包括：
　　（一）设计鉴定；
　　（二）型式试验；
　　（三）生产现场抽取样品检测或者检查；
　　（四）市场抽样检测或者检查；
　　（五）企业质量保证能力和产品一致性检查；
　　（六）获证后的跟踪检查。
　　产品认证模式应当依据产品的性能，对涉及公共安全、人体健康和环境等方面可能产生的危害程度、产品的生命周期、生产、进口产品的风险状况等综合因素，按照科学、便利等原则予以确定。
　　第九条　认证规则应当包括以下内容：
　　（一）适用的产品范围；
　　（二）适用的产品所对应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国家技术规范的强制性要求；
　　（三）认证模式；
　　（四）申请单元划分原则或者规定；
　　（五）抽样和送样要求；
　　（六）关键元器件或者原材料的确认要求（需要时）；
　　（七）检测标准的要求（需要时）；
　　（八）工厂检查的要求；
　　（九）获证后跟踪检查的要求；
　　（十）认证证书有效期的要求；
　　（十一）获证产品标注认证标志的要求；
　　（十二）其他规定。
　　第十条　列入目录产品的生产者或者销售者、进口商（以下统称认证委托人）应当委托经国家认监委指定的认证机构（以下简称认证机构）对其生产、销售或者进口的产品进行认证。
　　委托其他企业生产列入目录产品的，委托企业或者被委托企业均可以向认证机构进行认证委托。
　　第十一条　认证委托人应当按照具体产品认证规则的规定，向认证机构提供相关技术材料。
　　销售者、进口商作为认证委托人时，还应当向认证机构提供销售者与生产者或者进口商与生产者订立的相关合同副本。
　　委托其他企业生产列入目录产品的，认证委托人还应当向认证机构提供委托企业与被委托企业订立的相关合同副本。
　　第十二条　认证机构受理认证委托后，应当按照具体产品认证规则的规定，安排产品型式试验和工厂检查。
　　第十三条　认证委托人应当保证其提供的样品与实际生产的产品一致，认证机构应当对认证委托人提供样品的真实性进行审查。
　　认证机构应当按照认证规则的要求，根据产品特点和实际情况，采取认证委托人送样、现场抽样或者现场封样后由认证委托人送样等抽样方式，委托经国家认监委指定的实验室（以下简称实验室）对样品进行产品型式试验。
　　第十四条　实验室对样品进行产品型式试验，应当确保检测结论的真实、准确，并对检测全过程作出完整记录，归档留存，保证检测过程和结果的记录具有可追溯性，配合认证机构对获证产品进行有效的跟踪检查。
　　实验室及其有关人员应当对其作出的检测报告内容以及检测结论负责，对样品真实性有疑义的，应当向认证机构说明情况，并作出相应处理。
　　第十五条　需要进行工厂检查的，认证机构应当委派具有国家注册资格的强制性产品认证检查员，对产品生产企业的质量保证能力、生产产品与型式试验样品的一致性等情况，依照具体产品认证规则进行检查。
　　认证机构及其强制性产品认证检查员应当对检查结论负责。
　　第十六条　认证机构完成产品型式试验和工厂检查后，对符合认证要求的，一般情况下自受理认证委托起90天内向认证委托人出具认证证书。
　　对不符合认证要求的，应当书面通知认证委托人，并说明理由。
　　认证机构及其有关人员应当对其作出的认证结论负责。
　　第十七条　认证机构应当通过现场产品检测或者检查、市场产品抽样检测或者检查、质量保证能力检查等方式，对获证产品及其生产企业实施分类管理和有效的跟踪检查，控制并验证获证产品与型式试验样品的一致性、生产企业的质量保证能力持续符合认证要求。
　　第十八条　认证机构应当对跟踪检查全过程作出完整记录，归档留存，保证认证过程和结果具有可追溯性。
　　对于不能持续符合认证要求的，认证机构应当根据相应情形作出予以暂停或者撤销认证证书的处理，并予公布。
　　第十九条　认证机构应当按照认证规则的规定，根据获证产品的安全等级、产品质量稳定性以及产品生产企业的良好记录和不良记录情况等因素，对获证产品及其生产企业进行跟踪检查的分类管理，确定合理的跟踪检查频次。

第三章　认证证书和认证标志

　　第二十条　国家认监委统一规定强制性产品认证证书（以下简称认证证书）的格式、内容和强制性产品认证标志（以下简称认证标志）的式样、种类。
　　第二十一条　认证证书应当包括以下基本内容：
　　（一）认证委托人名称、地址；
　　（二）产品生产者（制造商）名称、地址；
　　（三）被委托生产企业名称、地址（需要时）；
　　（四）产品名称和产品系列、规格、型号；
　　（五）认证依据；
　　（六）认证模式（需要时）；
　　（七）发证日期和有效期限；
　　（八）发证机构；
　　（九）证书编号；
　　（十）其他需要标注的内容。
　　第二十二条　认证证书有效期为5年。
　　认证机构应当根据其对获证产品及其生产企业的跟踪检查的情况，在认证证书上注明年度检查有效状态的查询网址和电话。
　　认证证书有效期届满，需要延续使用的，认证委托人应当在认证证书有效期届满前90天内申请办理。
　　第二十三条　获证产品及其销售包装上标注认证证书所含内容的，应当与认证证书的内容相一致，并符合国家有关产品标识标注管理规定。
　　第二十四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认证委托人应当向认证机构申请认证证书的变更，由认证机构根据不同情况作出相应处理：
　　（一）获证产品命名方式改变导致产品名称、型号变化或者获证产品的生产者、生产企业名称、地址名称发生变更的，经认证机构核实后，变更认证证书；
　　（二）获证产品型号变更，但不涉及安全性能和电磁兼容内部结构变化；或者获证产品减少同种产品型号的，经认证机构确认后，变更认证证书；
　　（三）获证产品的关键元器件、规格和型号，以及涉及整机安全或者电磁兼容的设计、结构、工艺和材料或者原材料生产企业等发生变更的，经认证机构重新检测合格后，变更认证证书；
　　（四）获证产品生产企业地点或者其质量保证体系、生产条件等发生变更的，经认证机构重新工厂检查合格后，变更认证证书；
　　（五）其他应当变更的情形。
　　第二十五条　认证委托人需要扩展其获证产品覆盖范围的，应当向认证机构申请认证证书的扩展，认证机构应当核查扩展产品与原获证产品的一致性，确认原认证结果对扩展产品的有效性。经确认合格后，可以根据认证委托人的要求单独出具认证证书或者重新出具认证证书。
　　认证机构可以按照认证规则的要求，针对差异性补充进行产品型式试验或者工厂检查。
　　第二十六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认证机构应当注销认证证书，并对外公布：
　　（一）认证证书有效期届满，认证委托人未申请延续使用的；
　　（二）获证产品不再生产的；
　　（三）获证产品型号已列入国家明令淘汰或者禁止生产的产品目录的；
　　（四）认证委托人申请注销的；
　　（五）其他依法应当注销的情形。
　　第二十七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认证机构应当按照认证规则规定的期限暂停认证证书，并对外公布：
　　（一）产品适用的认证依据或者认证规则发生变更，规定期限内产品未符合变更要求的；
　　（二）跟踪检查中发现认证委托人违反认证规则等规定的；
　　（三）无正当理由拒绝接受跟踪检查或者跟踪检查发现产品不能持续符合认证要求的；
　　（四）认证委托人申请暂停的；
　　（五）其他依法应当暂停的情形。
　　第二十八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认证机构应当撤销认证证书，并对外公布：
　　（一）获证产品存在缺陷，导致质量安全事故的；
　　（二）跟踪检查中发现获证产品与认证委托人提供的样品不一致的；
　　（三）认证证书暂停期间，认证委托人未采取整改措施或者整改后仍不合格的；
　　（四）认证委托人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获得认证证书的；
　　（五）其他依法应当撤销的情形。
　　第二十九条　获证产品被注销、暂停或者撤销认证证书的，认证机构应当确定不符合认证要求的产品类别和范围。
　　自认证证书注销、撤销之日起或者认证证书暂停期间，不符合认证要求的产品，不得继续出厂、销售、进口或者在其他经营活动中使用。
　　第三十条　认证标志的式样由基本图案、认证种类标注组成，基本图案如下图：



　　基本图案中“CCC”为“中国强制性认证”的英文名称“China Compulsory Certification”的英文缩写。
　　第三十一条　在认证标志基本图案的右侧标注认证种类，由代表该产品认证种类的英文单词的缩写字母组成。
　　国家认监委根据强制性产品认证工作的需要，制定有关认证种类标注的具体要求。
　　第三十二条　认证委托人应当建立认证标志使用管理制度，对认证标志的使用情况如实记录和存档，按照认证规则规定在产品及其包装、广告、产品介绍等宣传材料中正确使用和标注认证标志。
　　第三十三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伪造、变造、冒用、买卖和转让认证证书和认证标志。

第四章　监督管理

　　第三十四条　国家认监委对认证机构、检查机构和实验室的认证、检查和检测活动实施年度监督检查和不定期的专项监督检查。
　　第三十五条　认证机构应当将获证产品的认证委托人、获证产品及其生产企业，以及认证证书被注销、暂停或者撤销的信息向国家认监委和省级地方质检两局进行通报。
　　第三十六条　国家质检总局统一计划，国家认监委采取定期或者不定期的方式对获证产品进行监督检查。
　　获证产品生产者、销售者、进口商和经营活动使用者不得拒绝监督检查。
　　国家认监委建立获证产品及其生产者公布制度，向社会公布监督检查结果。
　　第三十七条　地方质检两局依法按照各自职责，对所辖区域内强制性产品认证活动实施监督检查，对违法行为进行查处。
　　列入目录内的产品未经认证，但尚未出厂、销售的，地方质检两局应当告诫其产品生产企业及时进行强制性产品认证。
　　第三十八条　地方质检两局进行强制性产品认证监督检查时，可以依法进入生产经营场所实施现场检查，查阅、复制有关合同、票据、账薄以及其他资料，查封、扣押未经认证的产品或者不符合认证要求的产品。
　　第三十九条　列入目录产品的生产者、销售商发现其生产、销售的产品存在安全隐患，可能对人体健康和生命安全造成损害的，应当向社会公布有关信息，主动采取召回产品等救济措施，并依照有关规定向相关监督管理部门报告。
　　列入目录产品的生产者、销售商未履行前款规定义务的，国家质检总局应当启动产品召回程序，责令生产者召回产品，销售者停止销售产品。
　　第四十条　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应当对列入目录的进口产品实施入境验证管理，查验认证证书、认证标志等证明文件，核对货证是否相符。验证不合格的，依照相关法律法规予以处理，对列入目录的进口产品实施后续监管。
　　第四十一条　列入目录的进境物品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入境时无需办理强制性产品认证：
　　（一）外国驻华使馆、领事馆或者国际组织驻华机构及其外交人员的自用物品；
　　（二）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驻大陆官方机构及其工作人员的自用物品；
　　（三）入境人员随身从境外带入境内的自用物品；
　　（四）外国政府援助、赠送的物品；
　　（五）其他依法无需办理强制性产品认证的情形。
　　第四十二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列入目录产品的生产者、进口商、销售商或者其代理人可以向所在地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提出免予办理强制性产品认证申请，提交相关证明材料、责任担保书、产品符合性声明（包括型式试验报告）等资料，并根据需要进行产品检测，经批准取得《免予办理强制性产品认证证明》后，方可进口，并按照申报用途使用：
　　（一）为科研、测试所需的产品；
　　（二）为考核技术引进生产线所需的零部件；
　　（三）直接为最终用户维修目的所需的产品；
　　（四）工厂生产线/成套生产线配套所需的设备/部件（不包含办公用品）；
　　（五）仅用于商业展示，但不销售的产品；
　　（六）暂时进口后需退运出关的产品（含展览品）；
　　（七）以整机全数出口为目的而用一般贸易方式进口的零部件；
　　（八）以整机全数出口为目的而用进料或者来料加工方式进口的零部件；
　　（九）其他因特殊用途免予办理强制性产品认证的情形。
　　第四十三条　认证机构、检查机构、实验室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国家认监委应当责令其停业整顿，停业整顿期间不得从事指定范围内的强制性产品认证、检查、检测活动：
　　（一）增加、减少、遗漏或者变更认证基本规范、认证规则规定的程序的；
　　（二）未对其认证的产品实施有效的跟踪调查，或者发现其认证的产品不能持续符合认证要求，不及时暂停或者撤销认证证书并予以公布的；
　　（三）未对认证、检查、检测过程作出完整记录，归档留存，情节严重的；
　　（四）使用未取得相应资质的人员从事认证、检查、检测活动的，情节严重的；
　　（五）未对认证委托人提供样品的真实性进行有效审查的；
　　（六）阻挠、干扰监管部门认证执法检查的；
　　（七）对不属于目录内产品进行强制性产品认证的；
　　（八）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的。
　　第四十四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国家认监委根据利害关系人的请求或者依据职权，可以撤销对认证机构、检查机构、实验室的指定：
　　（一）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作出指定决定的；
　　（二）超越法定职权作出指定决定的；
　　（三）违反法定程序作出指定决定的；
　　（四）对不具备指定资格的认证机构、检查机构、实验室准予指定的；
　　（五）依法可以撤销指定决定的其他情形。
　　第四十五条　认证机构、检查机构或者实验室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获得指定的，由国家认监委撤销指定，并予以公布。
　　认证机构、检查机构或者实验室自被撤销指定之日起3年内不得再次申请指定。
　　第四十六条　从事强制性产品认证活动的人员出具虚假或者不实结论，编造虚假或者不实文件、记录的，予以撤销执业资格；自撤销之日起5年内，中国认证认可协会认证人员注册机构不再受理其注册申请。
　　第四十七条　认证委托人对认证机构的认证决定有异议的，可以向认证机构提出申诉，对认证机构处理结果仍有异议的，可以向国家认监委申诉。
　　第四十八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对强制性产品认证活动中的违法违规行为，有权向国家质检总局、国家认监委或者地方质检两局举报，国家质检总局、国家认监委或者地方质检两局应当及时调查处理，并为举报人保密。

第五章　罚　　则

　　第四十九条　列入目录的产品未经认证，擅自出厂、销售、进口或者在其他经营活动中使用的，由地方质检两局依照认证认可条例第六十七条规定予以处罚。
　　第五十条　列入目录的产品经过认证后 ，不按照法定条件、要求从事生产经营活动或者生产、销售不符合法定要求的产品的，由地方质检两局依照《国务院关于加强食品等产品安全监督管理的特别规定》第二条、第三条第二款规定予以处理。
　　第五十一条　违反本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款规定，认证证书注销、撤销或者暂停期间，不符合认证要求的产品，继续出厂、销售、进口或者在其他经营活动中使用的，由地方质检两局依照认证认可条例第六十七条规定予以处罚。
　　第五十二条　违反本规定第四十二条规定，编造虚假材料骗取《免予办理强制性产品认证证明》或者获得《免予办理强制性产品认证证明》后产品未按照原申报用途使用的，由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责令其改正，撤销《免予办理强制性产品认证证明》，并依照认证认可条例第六十七条规定予以处罚。
　　第五十三条　伪造、变造、出租、出借、冒用、买卖或者转让认证证书的，由地方质检两局责令其改正，处3万元罚款。
　　转让或者倒卖认证标志的，由地方质检两局责令其改正，处3万元以下罚款。
　　第五十四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地方质检两局责令其改正，处3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违反本规定第十三条第一款规定，认证委托人提供的样品与实际生产的产品不一致的；
　　（二）违反本规定第二十四条规定，未按照规定向认证机构申请认证证书变更，擅自出厂、销售、进口或者在其他经营活动中使用列入目录产品的；
　　（三）违反本规定第二十五条规定，未按照规定向认证机构申请认证证书扩展，擅自出厂、销售、进口或者在其他经营活动中使用列入目录产品的。
　　第五十五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地方质检两局责令其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处2万元以下罚款。
　　（一）违反本规定第二十三条规定，获证产品及其销售包装上标注的认证证书所含内容与认证证书内容不一致的；
　　（二）违反本规定第三十二条规定，未按照规定使用认证标志的。
　　第五十六条　认证机构、检查机构、实验室出具虚假结论或者出具的结论严重失实的，国家认监委应当撤销对其指定；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负有直接责任的人员，撤销相应从业资格；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造成损失的，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第五十七条　认证机构、检查机构、实验室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国家认监委应当责令其改正，情节严重的，撤销对其指定直至撤销认证机构批准文件。
　　（一）超出指定的业务范围从事列入目录产品的认证以及与认证有关的检测、检查活动的；
　　（二）转让指定认证业务的；
　　（三）停业整顿期间继续从事指定范围内的强制性产品认证、检查、检测活动的；
　　（四）停业整顿期满后，经检查仍不符合整改要求的。
　　第五十八条　国家认监委和地方质检两局及其工作人员，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玩忽职守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十九条　对于强制性产品认证活动中的其他违法行为，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予以处罚。

第六章　附　　则

　　第六十条　强制性产品认证应当依照国家有关规定收取费用。
　　第六十一条　本规定由国家质检总局负责解释。
　　第六十二条　本规定自2009年9月1日起施行。国家质检总局2001年12月3日公布的《强制性产品认证管理规定》同时废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