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合同解除权的行使方式
　　　　　　　　　　　　　　　　——评《合同法》第96条的立法缺陷

　　我国合同法第九十六条规定当事人依约定解除权或法定解除权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对方有异议的，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确认合同的效力。这一条款的目的在于规定解除权的行使方式，但由于立法语言表达方面的原因，司法实践中，法官在应用该条款处理具体案件时存在不少困惑。笔者认为该条至少有三点需要明确：一是合同解除的通知与诉讼的关系问题，即解除权人是否可以不通知对方而直接向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提起诉讼或仲裁请求达到解除合同的目的？二是如果解除权人通知相对人解除合同但相对人不做任何表态或者虽然有异议，但却消极或出于某种目的故意不请求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导致解除权人无法实现解除合同后恢复原状、赔偿损失等目的，解除权人是否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确认合同的效力？三是各种情况下合同解除的时间问题？

　　对于第一个问题理论界和实务界均有不同的观点：有观点认为解除权的行使是双方之间的行为，解除合同应当通知对方，解除权人不能直接起诉，即使起诉，法院应当向当事人释明而不能直接受理并裁判解除合同；也有的观点认为解除权人可以通过向法院起诉来解除合同，法院受理后其向对方送达的文书就相当于解除权人解除合同的通知，因此不应该否认解除权人直接通过诉讼或者仲裁请求解除合同。笔者认为，合同解除权本质上是属于形成权，其完全是当事人一方依法律规定或合同约定而自行行使，使合同效力归于消灭的单方意思表示，是单方法律行为，原则上是当事人的一种民事权利，不应由法院或仲裁机构代行。只有相对人对解除权人行使解除权提出异议并诉至法院或仲裁机构时，法院或仲裁机构才有权力依照法律规定进行事后审查，对合同解除的效力予以确认。因此,建议把通知解除作为诉讼的前置程序，否定当事人不经过通知程序直接提起诉讼来解除合同。这样规定不仅符合立法本意，而且可以节省诉讼资源。解除权作为形成权完全是依单方意思表示即可以行使和完成的权利，无需借助任何公权力来实现和救济。如果允许当事人直接起诉解除合同的话，那么就使得法律规定的“当事人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目的落空，与解除权的属性不相符。况且我国正处于各种矛盾凸显期而司法资源又相对紧张，因此引导当事人依规定积极行使权利，只有在解决不了情况下再求助法院。这样不仅可以节约司法资源减轻法院的案件压力，而且有利于促进纠纷的尽早解决，减轻当事人的经济成本。

　　关于第二个问题，笔者认为第九十六条的规定是相对合理的。因为法律既赋予解除权人以解除合同的权利又给了相对人异议的权利，符合有权力就有救济的司法理念。如果相对方对于解除权人权利的行使无动于衷或虽然有异议但却消极或出于某种目的故意不请求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的话，那么法律就没有保护的必要了。因此这种情况下可以视为相对人放弃异议权并默认对方解除合同，由此产生相应的合同解除法律后果，解除权人可以根据九十七条规定要求相对人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问题在于《合同法解释（二）》第二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对合同法第96、97条规定的合同解除或者债务抵消虽有异议，但在约定的异议期限届满后才提出异议并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当事人没有约定异议期间，在解除合同或者债务抵消通知到达之日起3个月以后才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据此，我们可以知道如果当事人没有约定异议期的话，那么对方当事人是享有三个月的异议期限的。实践中有些相对人往往会出于各种目的利用这个时间差故意不行使异议权以便拖延时间，很明这种情况对解除权人很不利。那么这种情况下解除权人能否提起诉讼或者仲裁，请求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呢？合同法第九十六条没有明确，相关司法解释也没有规定，导致实践中处理不尽相同。笔者认为，合同法只明确相对人有异议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但也没有禁止解除权人请求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的权利。因此从保护解除权人权益和维护交易安全的角度考虑，也应该做扩张解释赋予解除权人类似的权利。

　　第三个问题是相对人收到合同解除的通知后，有异议向法院或仲裁机构要求确认合同的效力，那么合同时自相对人收到通知时解除还是自法院作出生效判决之日起解除呢？如果认为是自作出生效判决之日解除，那么就和合同法九十六条规定的“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相矛盾。如果认为是通知到达时解除，要是法院也确认合同解除的话那么可以追溯到自通知到达时解除，问题是假如法院判决认定合同不解除呢？这些问题都需要予以明确。笔者认为，如果相对方没有异议的话，那么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如果当事人有异议并向法院或仲裁机构要求确认合同效力的话，那么就应以法院的判决时间作为合同解除的时间。

　　参考文献

　　[1]崔建远 吴光荣：《我国合同法上解除权的行使规则》 载《法律适用》2009年第11期。

　　（作者单位：江西省黎川县人民法院）
评银行客户经理萧对许霆案的总结及对当代人良心的拷问

龙城飞将


　　在网上，无意之间发现银行客户经理萧发的一个帖子引起人们的热捧：《对许霆案的总结及对当代人良心的拷问》。读此帖后，提出如下批评意见：
　　对于许霆案，银行客户经理非常赞同现在的判罚，他将此案小结为三点。
　　关于第一点：银行客户经理萧认为，许霆有罪，应当被处以适当的处罚。作者没有提出强有力的支持，只是说“许霆行为的‘秘密性’的问题法院已经给出了明确解释，判处盗窃罪是成立的”。 其实，这正是人们予以热议的原因所在，也是法院极力回避的。事实上，几个判决书都没有把法律规定的“秘密窃取”解释清楚。关于许霆案件详细的研究，参见本人博客（http://blog.sina.com.cn/u/1430985877）。
　　关于第二点，银行客户萧认为，“银行有错，这是构成许霆减刑的主要依据”。这是不能成立的。无论银行正确与否，都不是许霆应当判重刑或减刑的原因。有罪则应判刑，无罪则应释放。符合法律规定，有判刑的条件则判刑，无判刑的条件则不判刑。
　　关于第三点，银行客户经理萧认为，“抛开法律层面来说，从情理上讲……如果他能够等到银行来找他的时候归还银行，不仅不会判刑，银行还会对他报以感谢……事实上所有银行都是这么做的，这是由银行自身责任追究体系相联系的，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宁可赔钱又赔礼也愿意私了不报官”，这就更不对了。固然，银行实际上可能是这样做，但实质上银行是错误的，许霆这种行为有罪则报警，无罪则不报警，为什么还要感谢他呢？若这种行为是犯罪，等银行找上门来时也已经是犯罪既遂，怎样银行此时还要“感谢”？这不是包庇罪犯是什么？银行这样做不是犯罪又是什么？

　　接着，银行客户经理对许霆案同时也是对当代人在良心问题上的拷问。说在这个问题上网友大致分成四种，银行客户经理萧进行了点评。在此也对其点评一番点评：
　　第一种观点：有罪无期类。银行客户经理萧认为：“这种观点比较激进，嫉恶如仇，对法律掌握有些教条，也有些过激，没有对许霆犯罪进行人性化考量”。中国是大陆法系国家，法官没有灵活创法的权力，就应当了孟德斯鸠所言在案件的审理和判决中严格地执行法律。若许霆盗窃金融机构罪成立，没有任何疑问，就应当判决无期，判决无期以下就是违法的。其实，许霆案件的问题所在不在于量刑的轻重，而在于定性是否准确。
　　第二种观点：有罪有期类。萧持这种观点，上面我已经对这种观点进行了分析。
　　第三种观点：无罪有错类。萧认为，“持这种观点的人还是比较理智的，认为许霆取走17万是错误的，但在现有法律体系内无法惩戒他。他们主要是在法律条文方面纠缠不清”。其实，这是萧法律规定不甚清楚。既然在现有法律体系内无法惩戒某人某事，法律早有了规定，疑罪从无，以后再启动立法程序！
　　第四种观点：无罪无错类。萧谴责这种观点的持有者，本人同意萧的观点。

2008-9-17